尽管他厌恶殖民地洋场的西化色彩和逐利市风，但正是这个东方都市的多元开放，吸引并接纳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背景不同、立场各异的科技文化人士。因此，上海这座东方都市，让这位古稀文化老人留下了特别的牵挂。

    1924年4月12日上午，泰戈尔一行乘热田九号客轮在上海汇山码头登岸，开始了为期40多天的中国访问。但伴随着这次访问的，不仅是热情、赞美和敬意，更有怀疑、嘲讽甚至尖锐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仅体现在当时发表于报刊的许多文章里，甚至在泰戈尔几次演讲现场，就有青年学生散发反对和批评的传单。这与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和发表的言论有关，但更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现状有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推翻传统文化，建立新文化，最终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面貌。新文化运动之后，国外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都以极快的速度被介绍至中国，除大量的文字译介外，邀请国外文化名人来华访问讲演当然是更快捷有效的方式，因此，在泰戈尔之前就有美国的杜威和英国的罗素先后访华。在中西文化的频繁交流和新旧文化的争论中，国内文化界逐渐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西化派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陈认为“若是决计个性，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胡适更直截了当提出“全盘西化”(《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而以梁启超、辜鸿铭、梁漱溟等(他们之间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认为，以实利、机械为追求的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东方文明将成为拯救世界的精神武器。1923年发生在张君劢与丁文江之间的“科学与玄学”之争，正式两派争论的有一次呈现，在泰戈尔来华之前，这场争论仍未结束。加上邀请泰戈尔的讲学社是梁启超等北洋时期研究系人士所主持这一背景，这样，泰戈尔的言论就很自然地被纳入已有的文化争论之中，并转而涉及对泰戈尔的思想和其中国之行的评价之争。

    当然，后者的直接焦点是泰戈尔在中国的言论和行状本身。尽管泰戈尔来华后首先表明自己只是一个诗人，而非哲学家(4月13日《在上淹的第一次谈话》)，但随即又忍不住对东西文化做出评价，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表意见。4月18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讲虽以《东方文明的危机》为题，但所表达的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自称是前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的进香人，而且直接批评上海这地方已被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所害。中印两个民族的责任，是纯粹以友谊为基础，以和平和爱的方式，一起努力发扬东方文明。泰戈尔一路所做的20多次演讲，虽然论题不一，表达方式各异，但其基本态度没有什么变化。这种重精神轻物质、赞美东方文化指责西方文化以及提倡非暴力思想，确实与当时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特别是激进知识分子的理念有相背之处。

    这在西化派人士看来，几乎就是东方文化派观点的印度版，而泰戈尔就是他们从国外搬来的救兵了。对泰戈尔批评最激烈的是吴稚晖、陈独秀、郭沫若、沈雁冰、瞿秋白、林语堂等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和左翼文化人士。最早发表泰戈尔译作的陈独秀批评泰戈尔最力，著文最多，言辞最为尖厉，这前后态度的变化，自与他的身份有关。因此，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他就曾酝酿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批判泰戈尔的专号，泰氏来华后，先后发表了十几篇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指责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崇拜东方文化的“颠倒乖乱”的“糊涂虫”，从《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这样的标题，也可看出陈独秀态度的激烈程度。吴稚晖也以当年只手打倒孔家店的气势，请泰戈尔把“尊口”封起来；林语堂则以泰戈尔的主张为最无聊的“精神安慰”。

    事实上，泰戈尔的思想本身，并非如批评者们所认为的那样。他虽提倡以东方文明战胜西方文明，但并不反对科学和机械发明，恰恰因为坚持对科学的提倡而长期得不到印度同胞的理解。1921年在接受冯友兰采访时，当问及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泰戈尔也不是美化封建传统反对现代化，他恰恰是印度文学革命的先驱和语言革新的倡导者。

    那么，泰戈尔的访华怎么会引发如此激烈的批评呢?这里，除了上述文化态度上确实存在的差异以及当时国内对泰戈尔了解不够之外，更有种种误解存在，而这种误解放在当时的历史时空里，又往往事出有因。

    首先是泰戈尔访华期间为梁启超、张君劢、徐志摩等人所包围。当然，热情颂扬和悉心款待所体现的友情是令人难忘的。在40多天的时间里，梁启超、胡适、徐志摩、林徽因、王统照等人的热情陪伴，特别是在北京所过的64岁生日宴会上，有名流合台的《齐契拉》演剧，有获赠的中国名字“竺震旦”，都令这位印度老人备感温情。但在一批激进文化人士眼里，他正因此戴上某种派别色彩。再加上泰戈尔还拜访了被认为是旧派文人的辜鸿铭、陈三立，还有军阀齐燮元、阎锡山，甚至是末代清帝溥仪这样的人，更难免激进人士的猜测了，如果不是孙中山因病婉谢(徐志摩也曾联系过孙、泰会面事宜)，如果能与这位革命领袖相会，并有可能从他那里感受和了解一些北伐革命前夕的中国政局情势，泰戈尔对中国听众的演讲也许有所不同，至少也许会使那种误解减轻一些吧。但历史哪容“如果”和“也许”呢?

    鉴于第一次访问的毁誉参半，百感交集，第二次来华则要简约的多。1929年泰戈尔再次赴日、美讲学时，往返两次下榻位于福熙路913号的徐志摩家中，并事先说定只是朋友间的私访，不要对媒体通报。当时徐志摩与陆小曼新婚不久，在这个浪漫小家庭里，泰戈尔感受到亲情一般的温暖，他给徐志摩夫妇留下自画像，临行前还将自己穿的紫色长袍送给主人作为留念。

    在近代以来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泰戈尔的两次中国之行，无疑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件。两次访华虽然方式不同，但都在上海留下了他实实在在的足迹。尽管他厌恶殖民地洋场的西化色彩和逐利市风，但正是这个东方都市的多元开放，吸引并接纳了包括泰戈尔在内的许多背景不同、立场各异的科技文化人士。因此，上海这座东方都市，让这位古稀文化老人留下了特别的牵挂。1941年，已经卧床不起的泰戈尔仍不忘中国之行的日子，口授一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有一次我去中国／……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它带来了生命的奇妙／在异乡开着不知名花朵……”。

    1924年5月29日，他在上海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时，曾以这样的话向中国的朋友们告别：“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语气间既有某种歉意和辩解，又隐含着一丝嘲讽，更有一层深深的遗憾。这种遗憾是泰戈尔的，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