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924年4月18日
朋友们,我的一生,在青年时代的光阴,几乎全消磨在恒河两岸。在那里对着流水而默想,在野鸭群中,得着了诗的灵感和思想。所以见着山水风鸟,都异常亲切而自然。却最怕在大庭广众之间,立在高高的坛上。对人演讲。因为这样,往往觉得心思窒塞,不能自然地流吐出来。
至我对于中国的观念,虽则早知道中国是个文明古国,曾有很悠久的历史,但是中国最初吸引我的魔力,是从印度大诗人迦梨陀婆的戏曲名《沙恭达罗》而引起。其中有一节,描画旗下飘动着的流苏,这流苏即是中国的丝做的。所以每想起风吹着流苏飘动的时候。便使我理想中得着中国文化的很深的印象,以为中国是一个奇异的浪漫的国家,早想亲来一游,却到今天才成事实。
印度和中国本来有极深切的关系,佛教便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印度将佛教当作一件良己文化的礼品,赠给中国,中国也乐于收受它,便取得了一种牺牲和博爱的精神,作两国文化互换的机缘。也许,就地理上、人种上的关系说,还有别的国家比中国更为密切,但是思想的关系上,要算印度与中国最密切了。
我这次来,恰值中国危难多事的日子,种种困苦,我都知道而且感动。我以一个诗人的资格。原不能有所帮助,但我愿意替中国祈祷,希望他将来能脱离苦厄,而入于平安的境域。
所以我此番到中国,并非是旅行家的态度。为瞻仰风景而来;也并非是一个传教者,带着什么福音;只不过是为东道而来罢了。好像一种进香人,来对中国的古文化行敬礼,所持的仅是敬爱数字。
我到中国之后,仿佛是在一所古庙里面,看见背后有无量的牺牲的精神。这使得我心中很深的感动,觉得对于这样伟大的文化,不禁要令人肃然起敬。不幸我第一处便来上海这地方,使我颇生出不很愉快的感想,因为竟看不出一点点的中华文化的精神。将无价的精神,都渐渐化成贱价的物质的死的现象了,这是非常可为悲痛的。譬如我从上海到杭州去,沿路都是稻田,它是能给我们以生命的,以此为文化的比喻,便是真正的文化是能给我们以生命的,但现在文化的园地里面,损害的野草蔓延过来而坏文化的根芽了。野草越滋蔓,那稻田的危险也愈大。如今中国以道德的,美术的,情感的,稻田里受野草蔓延的危险也正是一样。
只看现在的工业主义,物质主义,仿佛一块大石,在碧柔的草上擂滚,所向无不压伤,而这种牺牲所得的结果,也只不过如美国人所说的EfflclenCy而巳。……
如今是一个可悲的时代,一切真的情感都逐渐消灭了。我们不得不采用他们的方式,来防御他们,而这样的结果损失了些什么,便是萎伤了活的生命,而换来了无生态的系统,方法,组织,公司……等等,只有一种好的外貌,而实在的价值几乎等于零。
物质主义的侵入,我们诚然不能抵抗,可是如果我们迷信它,甘愿将活的精神,埋没了去换死的空壳的物质,又哪里值得呢?
朋友们!大家须及早觉悟呵!我真诚的提示警觉你们,等到感受着灰死的无味的苦痛时,再回想着一切有生命有生趣的精神的快乐,那时便要来不及了!因为真正有价之物,是不能复活的。
——原载《文学周报》第118期,1924年4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