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彼此渗透和文化融合是大趋势，其差异是相对的，对差异亦可作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在下面的比较中，试图梳理一些主要的差异，并有意放大这些差异，一来是为分析表述的方便，更主要的是要提示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1、总体与功能。与西方人相比，东方在思考问题时，  通常是从总体的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  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主体和客体相融合。西方倾向于主体和客体相分离，在处理客体时，会把客体从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  专注于事物本身具有的特征和功能。分析问题时，强调化整为零，从局部入手；通过对局部的认识达到对整体的把握。这点在西医和中医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中医看病是望、  闻、问、切，从整体把握，看患者的阴阳是否平衡，经络是否通畅，治疗方法是通盘考虑，固本培元，标本兼治。西医通常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依据对各个局部所做的生化、CT、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提供治疗方案。

    2、和合与分别、三文化与二文化。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精髓，东方人一向以“和”与“合”为至境。拍照拍 “合家欢”，见面行“合十礼”，说话要“和颜悦色”，做事要“和衷共济”，做人要低调“和光同尘”， 艺术品要“诗画合璧”；生意推崇“和为贵”，音乐讲究“和乐唱和”，医学主张“身和气和”，政治诉求“政通人和”；美好婚姻誉之“天作之合”，好事齐聚谓之“珠联璧合”。在治学方面，博雅会通是东方人的学术特点，而细分专业则是西方的学术特点。因此：东方  (古代)  多出通才杂家，西方则多出专家。从哲学上看，西方深受基督教“二元主义”文化的影响，重独立、重对立、重竞争，崇尚竞争哲学和斗争哲学，是“二文化”，强调二分法。东方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崇尚中庸之道，执两用中，讲究兼顾与调和，不极端，不偏颇，不片面，不固执，可谓之  “三文化”，  强调  “一分为三”  (庞朴：《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除了“非此即彼”，还有“亦此亦彼”，并且可使对立互为中介，可以寻求第三条道路。

    3、逻辑与辨证、演绎与归纳。美国密西根大学的Nisbett教授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为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建立在深受儒教和道教影响的东方传统之上，在思维方式上以辩证思维为主要特征。诚然，东方擅长思辨、体悟，基于过去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认知，靠洞察力、潜意识甚至第六感官进行思维，常撇开细节枝节和过程，无需求证，靠直觉指引，直指问题的本质和核心。西方则更多地适用逻辑，不管是形式逻辑还是数理逻辑，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其思维缜密严谨，环环相扣，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严格求证。逻辑思维为西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爱因斯坦曾言：西方之所以(暂时)优于东方，是因为西方形式逻辑思维体系的早期建立，及近代实证主义和实证科学的发展。再则，西方思维是演绎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一般原理或前提出发，经过删除和精化的过程推导出结论，通常在蕴涵的概念下进行。东方的思维方式则是归纳型  的，从特殊到一般，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见微知著。

    4、定量与定性、绩效与操行。西方在分析问题时，尽量拿事实、数据和报表说话；在制定目标时，  强调目标的可度量性，注重将目标细化、量化、节点化。东方更倾向于从事物的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判断，把定性放在首要和优先的地位。西方强调绩效和结果，倡导绩效导向，数字说话。在承认辛劳、苦劳、疲劳的同时，更看重功劳。对一个人认可与否，不是看他的身份、头衔，也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业绩。东方在评价一个人时，固然会看其客观绩效和结果，但对其主观的努力和做事的过程同样予以充分考虑，  尤其是本人的态度、操行和修养。儒家文化十分强调个人修养，  所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到第一位。东方在判断一个人时，比较注意其身份，特别注重老幼有序，君臣有别。

    5、方与圆、术与道。  圆可以解读为灵活性，东方崇尚“圆”，凡事讲变通，善于随机应变、能屈能伸；做人讲圆融，于人方便于己方便，注意换位思考。西方崇尚“方”，“方”可以解读为原则性。做人中规中矩，棱角分明；做事讲究章法，遵从规则，按部就班，机械化作业，程式化加工。西方人重“术”。“术”可狭义地理解为技术、技能、技巧、诀窍或学术，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专业的执行能力，即 “正确地做正确的事情”(do right things right)或“有效率地做有效益的事情”的一整套方法。比如说六西格玛、平衡计分卡、价值链分析等等，就是怎么把事情做得更好的一整套方法，西方在这些方面非常擅长。这也是为什么在全世界众多商学院里，西方教材尤其是美国教材占优的重要原因。东方人尚“道”，坐而论道，起而行道，参禅悟道。概而言之，道是存在的终极，意识的极致；是事物内在的根本的规定性，是事物存在和变化最普遍的原则；是将经验上升为概念，上升为理念，再上升为哲学，再进一步凝炼后的最高境界。“术”可学可教，然而“道”不可学也不可教，故有东方神秘主义一说(F．卡普拉：《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